中国:公安DNA数据库危及隐私 4千万人被建档,包含异见人士、移民、维族穆斯林

人权观察2017年5月17日

(纽约,2017年5月16日)-人权观察今天表示,中国公安机关正在收集个人DNA,建立一个全国性可查询数据库,但却缺乏监督、透明和隐私保障。证据显示,素来行铁腕统治的新疆自治区政府有意加速DNA的收集和建档。

中国许多地区的公安人员,正在强迫一般人──既非罪犯也非嫌疑人──抽血提取DNA。其他样本则来自早已受到政府锁定监控的各种弱势人群,包括移民工、异见人士和维吾尔族穆斯林。由于公安部门大权在握,且隐私权在中国尚无可诉性,人们几乎没有能力抵制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。

“DNA采集在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时是正当的警察执法行为,但前提是人们的隐私获得有效保障,”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・理查森(Sophie Richardson)说。“中国若不能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停止大规模收集并扩充DNA数据库。”

200年代初期,中国公安部就开始建立名为“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系统”(又名“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应用系统”)的全国性可查询DNA数据库。它是整个公安信息化项目“金盾工程”的一部分。

2015下半年,公安部已录得4千4百万件“未分类数据记录”,号称世界最大同类数据库。这些数据是从逾4千万人身上提取,另有150万笔取自刑案物证。公安部还建有另一个“打拐DNA数据库”,已录入513,000份DNA记录。当局表示该DNA数据库的用途是侦办犯罪,例如恐怖主义活动和人口贩运,以及辨认尸体和流浪人员的身份。

但人权观察指出,由已知个案看来,中国收集DNA未必与具体刑案侦办有关。公安机关通过运动形式大量收集一般公民的生物数据,只是因为收集“基础信息”已被该部门列为工作目标,对满足不特定的“破案”需求很有帮助。基层公安派出所为了夸耀执行绩效,有时会发出通知,将收集来的数以百计DNA样本公诸于众。

此外,按照中国法律,公安机关收集DNA样本只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30条规定,在刑事侦查过程中,为了“确定被害人、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狀态,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,可以提取指纹资讯,采集血液、尿液等生物样本。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,侦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,可以强制检查。”但法律并未规定DNA样本可以保存、分享或使用多长时间,也没有说明如何对采样手续提出申诉。

“中国公安机关利用手中大权广泛收集DNA,却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,无疑是一场完美的侵权风暴,”理查森说。“中国正在将它的欧威尔式体制推上遗传学的层次。”

背景:民间反对DNA采集

许多曾遭公安采集DNA的民众将他们的经验详细发表在社交媒体平台,包括微博、知乎、百度知道、贴吧和天涯。有些网民在贴文中描述,官员来到他们的住家学校工作场所对他们进行采样;但没有一个人说到官员曾出示搜索票或事先通知来访。其他人则是在向公安机关申办证件时被要求提供DNA样本,例如居住证和身份证。还有些人是被公安人员带回派出所问话时遭采集DNA样本,尽管他们大多数并未遭到正式的刑事拘留或逮捕。

有些人在网络上表示,他们“不想被采集DNA”或对个人信息被提取感到“很生气”。2016年6月28日发表在天涯的一则贴文为例,作者说他在广东中山遇到交警拦检,而且公安人员强迫采集他的DNA样本,他写道:“这一天我都在想,这算什么,为什么被这样对待,我又不是囚犯,但这样胜过囚犯,我心里一直很压抑。害怕他对我的采集会做什么手脚”。

上述贴文反映出人们对其个人信息被收集的不安,怀疑收集是否合法,是否会对其生活带来负面影响,以及是否会留下犯罪纪录或遭到调查。同时对未经本人知情同意感到愤怒。

贴吧2016年8月6日的一则贴文中,一位在申请身分证时被提取DNA的网民写道,“因为身份证读不出来,昨天去乡里派出所重办,结果让先采血采DNA,当时我就问…采DNA干嘛?结果就说规定就是这样,不采不给办…哎!现在TMD连DNA都是共产党的了”。

收集DNA的问题已引起部分媒体关注。2013年10月,山东省公安机关从一所大学的五千多名男学生身上采集DNA。学生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取他们的生物信息,许多学生“感到不理解或不舒服”。记者前往采访,校方表示是配合公安机关要求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,公安机关则说是为侦办该校发生的多起偷窃案件。

DNA采集的标签化

由公安机关近年发出的通知可见,这种运动通常以远超过“嫌疑人与罪犯”的广泛类别为对象。这些类别因时因地而异,但通常包含:“重点人员”,即当局眼中具有潜在威胁的人员,如异见人士、维权人士、上访者和其他曾有犯罪纪录人员;“工作对象”,这也是公安机关用来描述其管控目标的含糊概念,包括治安违法人员、刑满释放人员等等;以及流动人口,即非属本地户口的人员,包括农民工。有些运动以特定场所──宾馆旅店、娱乐场所、网吧和出租房屋──为目标,凡是公安认为“可疑”的人员都可以采集其DNA。少数通知则针对特定行业:如性工作者锁匠

这种广泛且歧视性的社会标签化(profiling)显然是公安预防性执法的一种形式。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以移民工为目标实施采集DNA的运动,自称其目的是为了“维稳”──官方用来指代压抑批评、遏阻抗议的委婉表述。实例包括:

  • 陕西省宝鸡市、商洛市和铜川市公安人员,于2016年10月到11月之间,到辖区各企业单位采集移民工DNA,声称是为了“确保稳定”;
  • 贵州省贵阳市某公安局发起运动,收集流动人口的DNA样本和指纹等信息,做为“构建和谐社会”的部分措施;
  • 吉林省某边境城镇的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由当地移民工提取了247份DNA样本。据称这种“改良的流动人口信息”有助侦破犯罪,“加强维护社会安全保障”。

有些和平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也说曾被提取DNA,通常是当他们被带到派出所侦讯或传唤的时候:

  • 沈良庆,合肥维权人士,2015年因接受外媒采访、在推特上讨论天津化学工厂爆炸而被公安传唤,并被采集生物信息,包括血样。沈良庆说,公安人员告诉他必须“收集公民信息”,但没有说明用途或存储方式。
  • 江西反腐败维权人士刘萍2012年9月遭公安机关审讯11小时,期间遭到酷刑和强迫提取DNA、拍照、制作指模和掌形。公安人员说,采集她的信息是为了建构“犯罪数据库”。刘萍被判处六年徒刑,尚在服刑中。
  • 维权人士何延运因2015年7月发表一篇关于人权律师的文章遭到广东省当局审讯,并提取了他的DNA和指纹;
  • 人权律师王全平2014年4月欲旁听另一人权律师开庭时遭到拘押,官员要求采集他的指模、血样和DNA样本。官员告诉王全平,任何人被送到派出所都要经过这个例行手续,目的是“收集公民信息”。王当场抗议说,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,也没有遭到刑事羁押,官员最后没有提取他的生物信息,但将他的案件由行政违规升级为刑事犯罪,将他拘留八天。

新疆的危险趋势

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报导,新疆公安机关规定所有护照申请人──并非犯罪嫌疑人或罪犯──必须提交DNA样本才能办理。新疆是一千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故乡,长期遭受国家压迫。

人权观察进一步研究发现,2016年9月,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发布两项招标案──金额分别高达六千万人民币(869万美元)和两千万人民币(290万美元)──总共采购12台DNA定序仪,30台聚合酶连锁反应(PCR)放大器,和一千套基因分型试剂。根据人权观察征询四名DNA专家的意见,这两项采购显示新疆公安厅企图建造大规模基础设施,对大量人员进行归档。然而,由于招标文件并未全部公开,很难评估该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。

2016年,新疆公安厅还发出了《关于全面开展三维人像、声纹、DNA指纹生物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》。该通知全文并未公开,因此无法确定其采集对象,采集到的信息如何使用、分享或存储,采集背后的理据,或被采集者如何申诉。另一件招标案由新疆省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公安局发出,引用上述《通知》,并说采集生物信息是“维稳”措施的一部分。自治区当局对这些新举措均三缄其口。

缺乏保障机制

DNA数据库不仅可让公安机关找到完全相符的人员,还可查询亲属关系。如果公安人员从数据库找到一位表亲、侄子或婶婶的DNA样本,就能查出他们在找的人属于一等亲或二等亲,进而锁定这个家族为调查重点。据公安部DNA数据库研究人员表示,目前公安DNA数据库的架构方式使他们难以有效进行较复杂的家族DNA检索。但有些地方当局,特别是在河南省,正试图收集更多数据,包括Y染色体连续重覆片段(Y-STR)DNA信息,即父系亲属的遗传信息,以便对家族树实施系统性检索。

公安部虽已制订关于DNA数据收集的行政和技术内规,但内容大多不公开。公安部法医鉴定中心2003年公布的《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建设规范》(GA/T418—2003)规定,该数据库由“违法犯罪”人员的数据构成,但并未进一步说明或界定。公安部曾于2009年发布一份文件,胪列可进行数据采集的“十类案件”和“八种人员”,但人权观察无法通过网络找到该文件,也无法经由公开信息掌握更多细节。上海市公安局发出的一份通知比较明确:凡是触犯“暴力、毒品、性犯罪”以及“受过治安行政拘留处罚以上”的人员,都应对其进行DNA采样。后一群体包括未被定罪、仅受到行政拘留的人员,即被公安剥夺自由但未经法院判刑者。2017年初,中国政府颁布公安部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修订草案,其中增列第112条规定,公安机关侦办违反治安管理案件时,为确认行为人和被侵害人的身分,可通过抽血及其他多种方式收集人体生物识别信息。

DNA数据库并非当然不合法,在某些情况确实是可以接受的办案工具。但若要达到中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所载的隐私权国际标准,DNA的采集和储存机制必须受到周延管制,范围尽量狭窄,并与所欲达成的正当安全目的成比例。

联合国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曾指出,DNA数据库可能导致人权问题,包括“可能被滥用于政府监控,包括确认亲属和父子关系,以及造成寃错假案”。未经充分知情同意收集DNA数据,只在极有限的情况下是合理的,例如侦办重大犯罪的需要,而且必须基于符合人权的理由事先立法许可。

类似中国现行的DNA采集制度,曾在其他国家被判定侵犯隐私权。例如,欧洲人权法院(ECHR)大法庭于2008年作成判决,认定收集并无限期留存指纹、细胞样本及DNA档案是违法行为。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决中论证指出,全面性、无区别的DNA数据库侵犯个人隐私权。判决并表示,为国家安全或犯罪防治,可以进行DNA采集,但前提是采集制度受到现行法律的严格规管,而且可由法院加以慎重审查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里兰州诉金恩(Maryland v. King)一案中也做成类似判决,由于法律对DNA样本的采集、分析和使用已有限制,故可合法采集及留存暴力犯罪定罪人员的DNA档案。